位于迁西县三屯营镇之南的景忠山，是一座“嶙峋冲汉，冠绝群峰” “烟云飘渺，怪树游龙”的名山。明清两代，佛道两家，此衰彼盛，各有千秋。留下的宫祠殿刹，断碣残碑，展示着一代高僧的发迹，八方善信的痴迷，“普渡众生”的宗旨，“配天治世”的玄机，自然造化的灵秀，巧夺天工的神奇。数百年来，每当春秋两季景忠山庙会期间，四面八方的香客，带着虔诚的宿愿，朝见顶礼膜拜的偶像，陈述深藏心底的希冀。即使到了人们告别了神仙控制头脑时代的今天，景忠山那秀丽的风光依然吸引着浩浩荡荡的人群，繁华隆盛的景象不减当年。
随着国内旅游事业的迅猛发展，对景忠山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下面，就几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与朋友们商榷。
一、“清廷家庙”之说没有依据
近些年来，在域内城乡公路上,常见标着“清廷家庙景忠山”七个字的大轿车呼啸奔驰，一些旅游刊物也如是宣传。景忠山上真的有“清廷家庙”吗？这个陌生的提法，虽然令人感到新鲜，但却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
家庙即宗祠，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在封建社会，家庙宗祠的等级、数量、规模因身份而异。《礼·王制》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民间把一户或一个家族共同建立的宗祠，也称家庙，所以说家庙即是宗祠。清廷家庙即是清代皇族祭祀列祖列宗的宗祠。
景忠山上有清代的朝廷家庙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我们不妨浏览一下分布在山上山下的那些阁、楼、庵、馆、祠、庙、殿、堂的建筑。
景忠山上的主体建筑，除碧霞元君殿、三忠祠、四帅殿以外，明天启年间还曾经有过一座可以同碧霞殿媲美的、为太监头子魏忠贤建起的生祠。此外，在三道茶棚及其它角落里还有一些民间俗神的祠庙，诸如土地、城隍、财神、水神、火神等，其中，有的是明朝建立以前就有的，有的是明代以后建立的，而最辉煌、最有代表性的是碧霞元君殿。这些堂殿祠庙都与清朝廷毫不相干，自然不能视为清朝廷的家庙宗祠。
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在景忠山上建立他们的家庙宗祠，也没有把景忠山上任何一个祭祀对象指认为他们的列祖列宗去祭祀、去朝拜，故家庙之说毫无根据。
明天启年间，在碧霞元君殿之侧给当朝大太监魏忠贤建的生祠，为时不久，便随着魏逆的倒台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段经历跟清王朝更挂不上钩。
短命的太监生祠被摧毁后，与碧霞元君殿并列于山巅的便是祭祀蜀汉丞相诸葛亮、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抗元志士文天祥的三忠祠。这些奉祀的偶像，是汉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忠”的代表，他们的身世，怎么拐弯抹角也同清朝廷挂不上钩，自然谈不上什么清廷家庙。
明万历初，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期间，曾在景忠山上建立“死事祠”，将全镇阵亡将士之姓名、封号、籍贯写在灵牌上置于祠内，并规定于每月初一、十五祭拜，每年春秋两季祭酒。实际上就是蓟镇的烈士祠。这些烈士不可能成为清代爱新觉罗家族的祭祀对象。如今，这些曾经备受敬重的神祠灵位也荡然无存了。是啊，新入关的满族贵族怎能容忍他们享受祭祀呢？
满族发迹于我国东北，沈阳有他们的祖庙、灵祠。即使他们统一华夏后，仍然每年赴东北祭祖。进关后定都北京，京城的皇宫、太庙，遵化的东陵，易县的西陵，承德避暑山庄等地，以及其它皇家确认的祭祀祖灵神位的地方都可称为清廷家庙。然而景忠山不具备这个条件，尽管清代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及太皇太后曾经登临此山，并接见过山上的和尚、道士，甚至还曾赏给他们银子，题写过牌匾，赠送过神像、经卷等，但只是视察、游览而已，并没有在景忠山上建立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的庙堂神祠，没有确认家庙的谕旨诏令，更没有以“家庙”之礼举行祭祀活动的记载。当然，山上也不会有守护祖庙陵祠的朝廷命官。
总之，“清廷家庙”应具备的要素，景忠山皆不具备。想到这里，即兴酿一首诗：“家庙宗祠祀祖祊，民仪王制序分明。三忠四帅众偶像，谁让清廷认祖宗？”
二、景忠山碧霞元君殿不会建于宋代
景忠山上的碧霞元君殿究竟建于何时？域内有关介绍景忠山的书刊、旅游资料认定建于宋代，但没有交代资料的出处，景忠山上的记牒也没有记载。为什么认定建于宋代呢？可能与泰山碧霞元君殿有关。
碧霞元君是道家的大神，据王之纲《玉女传》、李谔《瑶池记》载，碧霞元君是道教中 “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的女性大神。这样一位具有“庇佑众生，灵应九州”功能和威力的大神，不论对于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非常需要的，因此，祀奉这位大神的祠庙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在北方更为普遍。其中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山东泰山的碧霞元君祠。
泰山碧霞祠建于宋代。大概是这个原因，所以介绍景忠山碧霞元君殿的文章也说“建于宋代”。泰山的碧霞元君祠建于宋代是可能的，而景忠山上的碧霞宫建于宋代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地域上说，景忠山这个地方当时不在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宋领土边界距离景忠山至少有千里之遥。从时间上说，宋朝还没有建国之前，景忠山就已经纳入辽国的版图了。北宋建立于公元961年，定都汴京。早在宋朝建立24年之前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就把包括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了辽国（当时称契丹），叩拜比他小十余岁的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依靠辽国的势力当上了后晋高祖儿皇帝。燕云十六州包括北京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东西600公里，南北200公里，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辽国得到这片宝地后，在北京建立了南京，是继它的上京临璜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的菠萝城）、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之后的又一处都城。宋朝建立后，虽然梦寐以求统一华夏,收复儿皇帝石敬瑭出卖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但只是梦想而已，京西高粱河一战，连皇帝的小命都差一点丢掉，何谈收复失地，统一华夏？所以说，介绍景忠山入辽的经过不该以宋代纪年，因为那时还没有宋朝。
三、景忠山原名景山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任迁安知县的滕绍周及前任知县薛凤鸣、唐玉书等人监修、编纂的《迁安县志·山川·景忠山》中记载：“景忠山……旧有二名，南曰明山，北曰阴山。明嘉靖总兵马永建三忠祠于山巅，改今名。”
上述引文告诉我们：阴山、明山是景忠山的旧称，南坡叫明山，北坡叫阴山。
那么，阴山、明山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呢？有，统一的名称叫景山。据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景山，县（指迁安县，当时迁西县属迁安县的一部分）西北百二十里，高八里。旧有二名：南曰明山，北曰阴山。《郡志》：景山北为鹿儿岭，滦阳驿置于此，岭东为三屯营镇。嘉靖初，帅臣马永建诸葛武侯祠及泰山寺于山上，易名景忠山。”
顾祖禹申明，他关于景忠山的记载源于《郡志》。“郡”是古代地方一级行政建制名称，宋代及明清两代 “郡”已经废止了，而代之以府、州之称；但是文人们在习惯上仍把“郡”作为府、州的代称。明初，三屯营、喜峰口属于遵化州，明中期以后，改属永平府的迁安县管辖，所以，这里的《郡志》应该是指《永平府志》。
查明万历二十七年徐准、涂国柱编纂的《永平府志》，清康熙二年宋琬撰、十八年常文魁续修的《永平府志》沿革、山川部分，皆标注“缺失”。清康熙五十年宋琬撰次、张朝宗续纂的《永平府志》关于景忠山的记载是：“景山，旧有二名，南为明，北为阴。在县（迁安县）西北百二十里，高八里，矗立云表，将雨，其巅先云。其阴为鹿儿岭，岭东为三屯镇城。嘉靖之元，总兵马永建祠其巅，以奉诸葛忠武、岳武穆、文信国为三忠祠，取景行之义而更名焉。”
看了这段记载，我觉得马永改得太高明了，把景山改成景忠山，仅一字之增，名不离其宗，意义却是非常深刻了。特别是我们把眼光移到马永所处的历史时代，同他承担蓟镇总兵官的历史使命这一点上，就会更加感到他的高明。明嘉靖蓟镇总兵马永，在山顶建三忠祠，为倡导军民景仰、效仿先贤效忠之德，在“景”字后面加一个“忠”字，即把景山改成景忠山了。
四、魏忠贤生祠的建筑与拆除
景忠山上建筑规模最大、最华丽的当属碧霞元君大殿。明天启年间，在碧霞元君殿之侧曾经崛起一座雄伟壮观、然而却是短命的殿堂——太监魏忠贤生祠。
景忠山上建魏忠贤生祠这件事，在现存的景忠山文献资料以及府县地方志中均找不到详细记载。只有在慧善普应禅师（即别山法师性在）《景忠山修建始末垂诫后祀碑》中透漏了一点信息：“嘉靖二年，镇台马公讳永，于祠东建碧霞宫，奉元君像。而四方请福者，水赴云夺，袂帷汗雨。万历辛丑，继先尤公复扩大其基，金碧其殿。天启中，复立宦祠于宫西，丽而且雄。元君震怒，崇祯乙亥，阴遣祝融氏毁自陋居，唯金像毫无损伤。”
碑文中的“崇祯乙亥阴遣祝融氏毁自陋居”，指的是崇祯八年（1635年）景忠山上发生的一场大火，居然将碧霞元君殿全部焚毁，只有金像安然无恙。对于这场火灾发生的原因，没有见到过权威的结论，地方志也没有详细记载，流行于当地民间的却有多种说法，诸如“雷电起火”、“盗贼作案”、“死灰复燃”、“香火乘风”、“和尚泄愤”等等，诸说不一。
在一年四季香火不断的荒山野岭上，走火成灾并不奇怪。何况每逢祀日，成捆成把的燃香明火遍布各角落呢？
至于“和尚泄愤”却讲不出道理。因为佛道两家，共聚一山，法谱门规，各有其宗，至于不同时期，此兴彼衰，并不奇怪，对出家人来说，没有世俗官场那种争权夺势、明争暗斗的矛盾冲突，更不至于纵火泄愤。所以哪种说法都没有把话点透。只有明末在此山知止洞内面壁苦修九年、清初被顺治皇帝诏请进京的高僧别山法师性在之说耐人寻味，他说起火的原因是“元君震怒，……毁自陋居”。
碧霞元君即天仙玉女，一位大慈大悲、庇佑众生、“照察人间善恶”的大神，为何震怒呢？怒气上来，对那些奸贼忤逆，惩罚治罪，也属自然，怎么能唆使火神把自己享受供奉的殿祠烧个精光呢？如果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殿堂不够辉煌壮丽，面对tan官污吏那些豪华住宅心里不平衡，从而自毁陋居，这也显得太无能了。总之不管怎么说，因为怄气烧毁自己的住宅就令人难以捉摸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代的鼠标点到明末天启年间的政治背景上，这个原因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明天启年间，正当景忠山上的碧霞元君大殿辉煌壮丽，香火兴旺的时候，在大殿之侧，忽然崛起一座生祠，而且建的居然比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的宫殿还富丽堂皇，享祭者竟然是专横朝野、霸气遮天、凌驾于天子之上、人人唾骂的恶棍，当朝大太监、人称九千岁的魏忠贤，这样一位人物也享受朝拜祭祀，碧霞元君怎么能不生气呢?盛怒之下，碧霞元君只好暗地派遣主管火的大神祝融氏，纵火焚毁自己的宫殿。这个记载，其实是人们借用神仙的嘴，来表达对那个太监愤恨而已。
魏忠贤，河北肃宁人，一个市井无赖，因du博输光了钱，债主天天登门索债，走投无路，便自己做了阉割术，拜托通天的门子，于万历十七年入宫，在东厂太监手下当差。他通过讨好上司，勾搭皇孙的奶姆客氏，巴结皇孙朱由校等手段，很快在皇宫中站稳了脚跟。后来朱由校当了皇帝，即明熹宗，年号天启。魏忠贤当了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从此，他网络亲信，残害忠良，进而把持朝政，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遍置私党，擅权乱政。宫廷及地方一些马屁精为了讨好他，称他“九千九百岁”，纷纷上疏为他请立生祠。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祯。此举一行，各地官员纷纷效仿，形成浪潮，仅一年多的时间全国各地就建了魏忠贤生祠40余处，一处比一处宏伟，一处比一处壮观，耗资甚重。
为时不久，人们还没弄清来龙去脉，景忠山上这座辉煌壮丽的太监生祠，就忽啦啦大厦倾，彻底倒塌了。殿内那个尊如天子、威严神圣的“喜容”也粉身碎骨，连同那些砖石瓦块、椽钉楔铆，还有那些石碑木匾、帘帐旗幡，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于这种神秘的、速战速决的行动，府志、县志、山上记牒都没有留下传世的记载。一切都那么平静而又神秘。
在这场闹剧中，蓟辽总督阎鸣泰，在建祠奏疏中对魏忠贤吹捧得更加肉麻，他还伙同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在蓟州、通州、密云、昌平、涿州、河间、保定等地建了七处魏忠贤生祠。其中建在蓟镇的，便是景忠山上这一座。
关于蓟镇建魏忠贤生祠，《明史·列传·阉党》这样记载：“二月，（阎）鸣泰与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建之景忠山”。可见，景忠山上这座魏忠贤生祠是蓟镇七座魏祠的第一座。
各地所建的魏祠，不但庙貌“丽而且雄”，而且塑像金碧辉煌，冠饰冕旒，如同帝王塑像。疏词的评价也规格极高，称之以“尧天舜德”，“至圣至神”。迎请“圣像”入祠的礼仪是五拜三稽首，如同朝君奉祖一般。
景忠山的太监生祠建成后，在迎接“喜容”（即魏忠贤塑像）入祠时，在场官民都跪拜叩首，只有遵化道兵备副使耿如杞没有叩拜，作了个揖便愤怒出祠了，结果被锦衣卫的走狗们发现，禀报给魏忠贤，魏忠贤立即把耿如杞逮捕入狱，并给他扣上贪赃六千三百金的罪名治罪，直到魏忠贤倒台后，才获得平反，复官太仆寺卿，山西巡抚。后来又遭魏忠贤余党构罪陷害，问斩，崇祯初才平反昭雪。
明思宗崇祯皇帝继位后，朝臣群起揭发魏忠贤的恶行。刑部员外郎史躬盛总结魏忠贤的罪恶是：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
贡生钱嘉征言魏忠贤十罪：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剥藩封、无圣、滥爵、邀边功、晙民脂膏、通同关节报闻。
崇祯皇帝对魏逆的罪行进行了查处，对其死党也进行了清理。据《明史·列传·阉党》载，首逆魏忠贤、客氏凌迟处死；首逆同谋处决不待时者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其中就有策划在景忠山上建魏忠贤生词的顺天巡抚刘昭、巡按倪文焕。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其中有策划在景忠山上建魏忠贤生祠的蓟辽总督阎鸣泰。交接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此外还有从轻处理者近百人。
魏忠贤的罪行昭于天下，建在景忠山上的那座金碧辉煌的生祠，被迅速推倒拆平，顷刻之间那里成了一片平地，动作如此之迅速，清理如此彻底，笔者认为，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是，魏贼祸国殃民，天怒人怨，铲除魏祠是大快人心的事；圣令一下，官民齐出动，一举就把个辉煌耀眼的生祠化为废墟。
二是，树倒猢狲散，崇祯皇帝即位不久，就清理魏党，一些与魏逆有瓜葛的地方官吏，更加胆战心惊，为了急于表示划清界限，或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恨不得一阵风就把会给他们找来麻烦的魏祠处理得干干净净，铲除遗患。
不论何种原因，豪华壮观的碧霞元君大殿之侧，呼啦一下成了平地，连坍塌的砖瓦石块也推入山沟，碧霞元君身边留下了一片干干净净平地。
五、史书为什么漏记别山法师性在是第一个奉诏进京的高僧
别山法师法名性在，河北丰润左家坞人。明末出家，崇祯十六年（1643年）来景忠山，在南坡的知止洞面壁修行长达九年。
近年来，在河南少林寺又发现性在的遗迹，记事时间在性在来景忠山之前。由此判断，性在出家可能先到少林寺，后来景忠山。景忠山佛教宗门属曹洞宗，按僧人宗谱排序，性在同当时的景忠山住持僧性春为同代。清顺治八年（1651年），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冬猎，登上景忠山，接见了性在，看到这位虔诚苦修，在阴暗潮湿的山洞中已经熬得形容枯槁、几近残废的和尚，很受感动，当即决定将他接入京城皇宫。性在进宫不久,便以怀恋修行故地为由，请求还山。顺治九年五月，福临特派太监窦从芳赴景忠山颁布圣旨，诏请性在重返京城，将西苑崇智殿改为禅室，易名万善殿，常备缁衣，并赠号慧善普应禅师。性在居万善殿十年，在此期间，世祖又相继诏请数名高僧进京。直到顺治去世，圣祖玄烨继位，改元康熙，性在于康熙元年（1662年）归景忠山。此时山上的住持僧已经是域辉了。
康熙三年（1664年），域辉卸任，由月辉接任住持。德高望重的性在，主持了这次传接衣钵的仪式，处理了两代住持进退的有关事宜，亲自撰写了《景忠山修建始末垂诫后祀碑》。不久坐化离世。
关于性在这段经历，景忠山上数处碑刻有记。
（1）顺治九年五月诏请别山法师进京的御旨碑。文曰：“敕景忠山住持僧海寿知道：别山法师在尔山洞居住修静已经九年，朕今降诏请入京师。尔山洞内居住年深，供养久远，朕不胜嘉悦，赐尔银五百两，故此降敕。”
（2）康熙三年七月，慧善普应禅师归山后撰《景忠山修建始末垂诫后祀碑》其中一段文曰：“八年辛卯，先皇出狩蓟东，以景忠在指，因而登焉，……余由石室出谒，对诏称旨”，先皇“数为动容，龙章两下，请入椒园万善殿供养” 。
（3）顺治十七年，同样奉诏进京、与性在同住万善殿的天童恋山翁《庚子仲夏奉旨还山留别慧善普应禅师》诗序记载：“禅师之遇王于巷也，会上出狩蓟州，登景忠山之石室，时禅师在焉，因命陛见，爱其住山枯槁，嘉叹之久，后上改椒园为禅室，特自景忠起，师至即抗疏还山，旋命内臣窦从芳赉诏召师住椒园禅室。故椒园禅室之常供缁侣也，实自师始。”这位天童恋山翁，笔者考证即是天童寺住持僧道忞，当时佛界一位名僧，与性在进京时间相近。
（4）顺治十年，时任永平府推官、参与纂修明史的清代文学家尤侗，登景忠山吟《憩石洞留示别山上人》诗：“……玉磬每闻村照里，蒲团忽挂御炉前。悬知树下无三宿，面壁因何历九年。”此诗刻于知止洞口上方。在“御炉前”三字后面，加了一句小注“时上人入都”。这段五字小注说明直到顺治十年，性在还在京城皇宫。
（5）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圣祖玄烨撰写的《碧霞元君庙碑》：“我皇考世祖章皇帝……巡行畿甸……过而瞻礼，丹题刻楹，剥于风雨，遂轸宸虑。爰出上方金钱，诏下所司，庀材鸠工，……厥役竣而先皇帝已上宾矣。”玄烨这一段记载，证实其父顺治皇帝曾经登上景忠山，并拨银两修葺山庙。
（6）康熙三十五年三屯协镇副总兵陈世琳撰《修整景忠山盘路碑》：“……我朝世祖尝幸临此山，重别山师之道行，诏入大内供养，敕封曰慧善普应禅师。”
上述碑刻都非常权威，有镌刻皇帝诏书的碑文，有性在本人自述，有奉诏进京同住万善殿的高僧的专记，有同代守官的追述、诗作。这些碑刻所记的事实经过完全相同。
明万历年间兵部右侍郎郭巩说过：“石亦史之料也。史文而石信，石尔犹未信也，则史亦讹矣”。这位郭侍郎讲得很对，碑刻是史籍的原始素材，碑石上记载的事迹可信，史籍才正确。然而，景忠山上这么多可信的碑石提供的史料，却很长时间没有被史学家认可，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痴佛迷道者大有人在，像清世祖福临这样连续诏请高僧进宫，被僧人“度化”得几乎落发出家者并不多见。因此，研究顺治皇帝与佛教的关系，不能不是清史研究中一个重大课题，要解开这个谜，不可避免地要寻找最初接触顺治皇帝的僧人，第一个奉诏入宫的僧人是谁。多年来，权威的史学著作，包括史书教材，国内外一些有关顺治与佛教关系的专著、辞书等等，普遍认为，顺治第一个接触并诏请进宫的高僧，是北京海慧寺的住持僧憨璞性聪。时间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比性在奉诏进京的时间晚了6年。这个记载就是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不是史学家存有偏见，故意所为，也不是性在没有把前后经过讲清楚，原因是：当时的清史资料挖掘得还不充分。写顺治一朝的历史，主要依据《清世祖实录》等汉文官方档案，而这些档案中，并没有景忠山上的碑刻中记载的这些内容，史学家自然不会贸然定论。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陆续披露于世，使研究者眼界大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册已被译出，198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以下简称《档案译编》）一书，但这些记载是满文汉译，记录地名人名的文字是取近似的语音，同汉文记载有些出入，因此，要认定碑石所记，仍然有一些研究工作。涉及景忠山这部分内容的研究者，是清史学者，原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遵化人晏子友先生，通过多种资料的考察、辨析完成的。
1995年，在南戴河召开的清宫史会议上，晏先生发表了《福临何时开始接触禅宗》的论文，博得与会学者很高的评价，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赞扬、肯定了晏先生这项研究成果，认为它澄清了史学界一个长期沿循的误解，当然，也为景忠山上的相关碑刻，提供了历史档案依据，景忠山上的碑文也丰富了宫廷档案的记载。
《档案译编》记载，顺治八年十月十九日，“上携皇太后、皇后行猎”，经杨村、宝坻、侯家山等地，十一月初七日“驻跸遵化，初八日驻跸高家庄，是日，上幸娘娘庙。赏和尚海寿银一千两，赏小和尚银三百八十两” 。即至从滦州行猎回銮途中，十二月初三日，福临再次幸娘娘庙，“赐京宗山北洞道士李寿孝银五百两，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段记载同景忠山上碑文的记载非常吻合。文中的京宗山即景忠山，李寿孝即北洞道士李守孝，伯三即南洞和尚别山性在，都是当时在景忠山修行的出家人。文中的海寿和尚当时是景忠山的住持僧，得皇帝赏银一千两之事，在《垂诫后祀》碑中也有记载。
上述史籍资料虽然发现很晚，但非常珍贵。根据现有资料，将顺治皇帝诏请进京的高僧名单排列如下：
法名 进京时间 简介
性在 顺治八年 河北丰润人，明末在景忠山知止洞修行九年。
性聪 顺治十四年 福建人，俗姓连，北京海慧寺住持僧。
通琇 顺治十五年 江阴人，十九岁出家。
道忞 顺之十六年 广东潮阳人，浙江天童寺住持僧。
行森 顺治十六年 广东博罗人， 俗姓黎，随侍顺治。
从上述排列可以看出，顺治皇帝诏请高僧进京，始于顺治八年诏请景忠山的性在，而不是始于顺治十四年诏请北京海慧寺的性聪。
六、顺治皇帝究竟几次登上景忠山
清世祖福临登上景忠山，不论是文字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认为是两次。其实是三次。
第一次，顺治八年十一月初八日，世祖携皇太后、皇后一行驻跸高家庄，这一天登景忠山，谒娘娘庙，接见了山上的僧人。
第二次，顺治八年十二月初三日，世祖一行从滦州狩猎回京途中，路过景忠山，再次幸娘娘庙，接见了在北洞修炼的道士李寿孝和在南洞修炼的和尚别山法师性在，并分别赏银两。
顺治皇帝上述两次登景忠山，除《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有记载外，别山法师性在的《景忠山修建始末垂诫后祀碑》也有记载：“八年辛卯，先皇出狩蓟东，以景忠在指，因而登焉……赐银千两。网绝卢龙，再探幽隐，余由石室出谒，对诏称旨……”
第三次，又据《景忠山修建始末垂诫后祀碑》载：“十六年己亥，先帝奉□□泉，以建储之议远卜元君，复赐银千两。”除此外，在《清史稿·世祖纪》也可以找到依据：“十六年……十一月……己卯次汤泉，甲申次三屯营。”
七、顺治皇帝最初接触的禅宗僧人是景忠山的海寿
史学界普遍认为，世祖福临最早接触的和尚是顺治十四年接见北京海慧寺的住持僧憨璞性聪。而按照景忠山碑石和内国史院满文档册的记载，清世祖最早接触的佛教僧人是景忠山住持僧海寿。
清初，景忠山上曾发生一件僧人告御状案。原因是景忠山上的经济收入，在明朝时就长期由蓟镇镇府控制，甚至克扣，山上僧人极为不满，多次与官方交涉无效。明天启五年（1625年），清廉正直的孙祖寿任蓟镇总兵官，支持了和尚们的要求，颁布了一条政令：每年景忠山上的经济收入，除用于祭祀活动以外的剩余钱物，悉抵修葺本山游亭殿宇之用，本镇不取一文，并将这条规定镌刻于石，立在景忠山上。可惜，为时不久孙祖寿就离开了蓟镇，继任的守土官员，又例行旧章，继续克扣景忠山上的收入，直到明朝灭亡。清顺治五年（1648年），景忠山住持僧海寿，又就此事进京告御状，要求撤销前朝官府截留山上钱财的规定。少年皇帝支持了海寿，“敕下户部，文行两道，将香税钱粮尽留本山，永为修葺讽咏之资，外给僧田三百五十亩，钦尊在案”。这是海寿与顺治皇帝的第一次接触。
第二次，即顺治八年十一月初八，福临登上景忠山，幸娘娘庙，接见海寿，赏银一千两。
第三次，顺治从滦州狩猎回銮途中又登上景忠山，海寿陪顺治皇帝到知止洞，接见性在。性在出洞，对诏称旨。顺治当即决定诏请他进京。作为景忠山的住持僧海寿，无疑感到十分荣耀。
第四次，顺治九年五月，诏请性在进京的谕旨，是颁给海寿的。
四年中，顺治与景忠山的海寿就有四次往来，如果以第一次接触算起，海寿比北京憨璞性聪见到顺治要早九年，即使按最后一次计算也要早五年。憨璞性聪是顺治十三年五月到北京海慧寺任住持，十四年才见到顺治的。在此以前，顺治不仅与景忠山的和尚有过密切接触，而且于顺治九年请西藏达lai喇嘛五世入京，也有过很长时间的接触。
八、天童恋山翁是谁
景忠山上有一通《天童恋山翁庚子仲夏奉旨还山留别慧善普应禅师》诗碑，镌刻着两首七言律诗并序，介绍了慧善普应禅师（即别山法师性在）奉诏进京的经过，并对他的人品给予极高的评价，题款是“天童恋山翁”。天童恋山翁是谁呢？笔者考证应是道忞。根据有四：
1、碑诗的作者，也是一位被顺治皇帝诏请进京的高僧，并与性在有很深的感情，道忞具备这个条件。
2、作者“岁在己亥奉诏来京”，正是道忞应诏进京的时间。“庚子仲夏奉旨还山”，也正是道忞离京的时间。
3、道忞嗣法于浙江天童寺圆悟禅师，师卒后，承位住持天童寺。道忞，字木陈，号山翁，与碑文署名相同。
4、碑上的诗歌风格与道忞诗风相谐。
综上几点可以认定，《天童恋山翁庚子仲夏奉旨还山留别慧善普应禅师》的诗作者是道忞。
上述问题的考证，由于水平、资料、角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可能有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