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评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出身的高级干部。”
六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贻误国家的是那些造反起家、鄙视知识、一哄而起、冒充内行的“革命干部”，是那些满脑子皇帝梦、世袭梦、特权梦、“扬州梦”的“伟大领袖”。
他们自以为懂得了“马列”，却没有丢掉自身的小农意识，排斥现代文明，违背客观规律，迷信手中的权力和群体的力量，最终使国家落后于世界潮流。
而农民的“小生产者势力”“小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主导国家政治。革命战争中，农民是主力，不是“严重的问题”；土改中，对象是地主，也不是问题；几十年的户籍歧视，农民更丧失了发言权。只是在合作化时，需要剥夺农民了，才出此言论。今天农民不愿进城买房，不愿放弃耕地和宅基地，恐怕又成了“严重的问题”了。
2、“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评论：“遵从客观规律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不引导官员尊重规律、依法办事，一味强调靠政治手段（宣传、教育、命令、欺骗）忽悠民众，最终是违反了“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内在规律，天怒人怨。全中国只剩下“政治”二字。
“政治万能”论的根源是“权力万能”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似乎所有工作都可以靠政治推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今天终于推不下去了，经济贸易、体育奥运、军事交流、两岸事务都在强调“反对夹杂任何政治因素”。
3、“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评论：“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是党的生命，……”
政策是什么？政策就是不断变化的权威意志。策略是什么？策略就是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政党置法律、民心于不顾，天天玩自己的“策”与“略”，必然是玩百姓于股掌之上，毁国是于一念之间。
政党取信于民，要靠始终如一，这就是依法治国；要靠公开透明，这就是推诚布公。不断改变目标，精心摆弄策略，还是当年的对敌思维。
4、“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评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依法依规就是决定的因素。”
强调“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语），是人治思想的突出表现。实际上没有法规，每一个干部都是巨大的破坏因素。实际上领导者主要地是“定规矩、管干部”两件事。群众自然会出主意，群众自然会选干部。群众的主意比你的多，群众选的干部比你的好。
5、“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评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中国古代分“士农工商”，各自独立，如果说附，大家都附在封建帝王的皮上。“士”有为统治阶级说话的，有为贫苦百姓说话的，立场不同，并不是附。抗战期间，农民有参加国军抗战的，有参加八路抗战的，还有参加伪军的，也是附吗？
孟子进而主张“士”要有独立人格，反对依附。孔子批评学生冉有、季路依附季氏，西方更是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权力的天然反对者，是自由主义者。如果说附，倒是工农大众会附在知识分子身上。当年中国革命，就是工农大众附在了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知识分子的皮上。
认为知识分子革命性不强、思想复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经常与党“离心离德”，知识分子“脏”，没有“身上有臭汗、手上有牛屎”的工农大众干净，需要“交心”、需要改造、需要经常“敲打敲打”、需要附在工农的皮上，是一种反智思维。说白了，知识分子不好糊弄而已。
6、“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评论：“虚假和短命是政治典型的两大特征。”
列宁有一句名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进而变成了“树典型、促后进”“抓两头、带中间”的领导手段。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英雄模范比全世界的总和还多。黄继光、雷锋、张铁生、黄帅、廖初江、马小六……如果加上历年各省、各部门、各单位的好宝宝、好孩子、三好学生、四好团员、五好战士、六好党员、十好家庭……“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先进工作者……
中国的榜样如恒河沙数，现今国人每人平均100个榜样不止。
学了这么多年效果如何？中国人的素质依然很低，加上交通不便，连选举都搞不成。
最初的口号只有一句：“农业学大寨。”
后改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后改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
最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
全国乱作一团。看似轰轰烈烈，实际收效甚微。这种政治典型有无造假，是否普适，是不是忽悠，历史已经做出回答。
7、文学艺术是“齿轮和螺丝钉”评论：“管得太多，文艺没出路。”（赵丹语）
近代中国没有大师、没有名著、没有名牌大学、没有划时代的发明，只有一堆“劳动者”，只有一堆“螺丝钉”。
8、“要敢于反潮流。”评论：“孤独的愤怒者。”（尼克松语）
中华民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军阀站在了协约国一边，成了战胜国，从德国手中收回了青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国民党站在了同盟国一边，成了战胜国，赶走了日寇。虽然有些“胜之不武”，但总算站对了队，站在了世界大多数一边。
建政以来，毛泽东两次都站在了少数派一边。二战以后，站在苏联社会主义一边，十一个朋友，信心满满；十年后跟苏联闹翻，自立门户，只剩下一个朋友阿尔巴尼亚（朝、越、古实际上脚踏两只船）；导致今天的中国成了联合国里永远的“孟什维克”，总是弃权、反对。在“反美、斥日”的方针下，只有一个铁杆：巴基斯坦。其实巴基斯坦既不反美，也不反日，只是反印而已。
不怕孤立，不怕封锁，不怕“唯余此处一孤家”，不满现实，不断革命，连自己创造的现实也不满意。最终是国家孤立，自己也成了孤家寡人。千秋功罪，难以评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百年的世界，难道真理一直在少数人手里吗？
9、“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评论：“谁的一切？人民的一切还是执政者的一切？”
“当年屈子赋离骚，手中无有杀人刀。”革命者之所以革命，起因是不能忍受“治于人”，因而渴望夺取政权。但夺权后才发现自己追求的是“治人”，羡慕过往政权带来的“一切”。然而即使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政权，要让人民真正得到一切，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首先得到一切的，是执政者。
权力迷信者的广告词是：“人民只要服从权力，耐心等候，排队领取，就会得到一切。”但权力不是万能的，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并不全是权力创造的。权力中缺少平等与选择，给老百姓的往往是强制和忍受；权力中缺少自律与制约，官员所独享的，是放任和傲慢。
对执政者而言，确实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因此他们总是高喊：“没有了祖国，你什么也不是。”对于老百姓而言，有了人权才会有一切，因此他们总是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0、“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评论：“貌似兼顾的政治词语总是倒向权力一边。”
自从中国人掌握了辩证法，话就越说越漂亮。类似此类的不偏不倚的话还有很多：“既要看到成绩，也要重视问题”，“既要团结紧张，又要严肃活泼”，“既要考虑个人意愿，又要服从国家分配”，“既有个人自由，又有组织纪律”……
提法绝对没有问题，但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结果总是倒向权力一边：民主没有了，集中笑到了最后。
“真理跨出一小步就是谬误。”同样，辩证法跨出一小步就是诡辩。如何民主，如何集中，没有一定之规，更没有法律保证，泛泛而谈，等于没说。庄子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你知道他说什么？
“既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政治纪律，注意影响，注意保密，注意场合，注意方式方法……”傻子也知道：千万别实话实说。
11、“一分为二”评论：“‘一分为二’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事物对立统一的一种形象描述。事物对立统一，早在苏格拉底、老子、黑格尔时代就有详细论述。“一分为二”作为一种比喻，并无什么哲学地位。
文革中把“一分为二”、钱学森的“0.618法”（优选法）捧为中国哲学、科学的两大创造，红极一时。特别是把“一分为二”奉为圭臬，却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视为反动。“一分为二”是阶级斗争，“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社会只能分，不能合；只能斗，不能和。“一分为二”成为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
12、“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评论：“没有权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的语境重在强调调查，本无可厚非，但今天仍有人当作真理，以此封堵他人发言，完全是死板硬套。
①在言论自由的今天，发言权与生俱来，有正确与否，但与调查与否无关。发言权倒是与权力有关，有权的人，“下车伊始，叽里呱啦”，没权的人调查了也没有发言权。
②在信息爆炸的今天，99.99%的发言是根据“读到”“听到”的，继而根据自己的见识、立场判断其真假。没有人能做到事事调查。
③即使调查也未必真。你调查的、参加或看到的是油行，别人调查的结果可能是“散步”。毛泽东做过农村调查，周恩来、李立三也做过工人调查。革命先农村还是先城市，仍有分歧。
④现代调查不仅需要人力物力，更需要权力。你要调查烟草的暴利、公安的暴力、城管的暴行，极可能首先被调查——只能放弃发言权。
⑤比调查更准确的是统计。统计不仅需要权力，还需要权威。你统计下的大跃进饿死人数据不足为凭，而统计局的数据付诸阙如。
⑥大中国天天有喜有忧，谁都能调查到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谁都能否定对方的发言。连统计局都被称为“估计局”。
⑦中国没有独立的统计部门，彼此数据各方互不信任。如住房数据，发改委、住建部、统计局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发言权。
当今的舆论场如同古董拍卖场，保证为真但不承担赔偿。“官窑”、“民窑”一起上，“仿官窑”的假货尤其泛滥。谁没有发言权？
13、“团结——批评——团结”评论：“抛开制度，任何说教都是缘木求鱼。”
对敌人实行专政，绝不留情；对党内则希望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矛盾。然而这种良好愿望只是一种“空想的道德主义”，行不通，或者就没有实行。
毛泽东与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分歧是通过“TPT”方式解决的吗？中苏等国际分歧能不能用“TPT”方式解决？1957年，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大鸣大放如果通过“TPT”方式解决，完全可以成为后王典范，可惜都不是“TPT”，而是“TNT”，硝酸甘油，十足的火药味。
今天的反腐，各级党组织都在开生活会，但是有多少腐败案件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出来的？起作用的，是官商的“TNT”，是儿子的法拉利，是情妇的升职器。
毛泽东的话曾经是“一句顶一万句”，今天用法治的眼光看，说一万次也不如法治一次。
